文武兼备胡耀邦
胡耀邦在下野后，曾对家人自评道：“我这辈子有两个没有想到，一个是没有想到被放在这么高的位置上；一个是没有想到在我退下来以后还有这么好的名声。”
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马日事变后，里仁学堂被查封，陈世乔、吴千晋等人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杀害。8月7日，中国共产党因此召集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决定土地革命和武装暴动方针；并派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发动秋收暴动。9月9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决定攻取长沙，但战役的困难使得部队在浏阳文家市集中并召开紧急会议（即文家市决策），并改为主张放弃攻打长沙，改为向农村山区等地方发展。9月20日，部队在里仁学堂操坪集合，毛泽东对革命路线调整进行讲话，12岁的胡耀邦目睹了这一革命性的场景，给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9年，胡耀邦转到浏阳县立初级中学读书，并经本县杨桂英介绍，秘密加入共青团。次年，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和黄公略的红六军在浏阳、东乡等地国军交战，浏阳中学部分师生转移到长沙妙高峰中学。但不久彭德怀率红三军团进攻长沙，胡耀邦因此不得不中止学业。同年8月6日，红三军团转战浏阳，并和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军团在文家市击溃第四路军第三纵队，并成立红一方面军。胡耀邦回乡后，因为能够读书识字，被推举为乡团支部书记，团结乡村支援红军和苏维埃政权。1930年10月，胡耀邦被调到第十八区区委做宣传。不久，湘东特委选中，担任湘东特委儿童局工作。
1931年2月，他改任少共湘东特委技术书记，在任期间的卓有成就的努力，引起冯文彬注意。然而当时由于肃反工作扩大化，1933年湘赣省委政治保卫局将年少的胡耀邦和谭启龙列入AB团嫌疑人名单中，冯文彬有心保护两人，于是带他们至中央苏区驻地瑞金。当时共青团苏区中央局书记顾作霖和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长张爱萍经过调查，解除两人审查、并分配工作，胡耀邦因此留在青年部担任干事。1933年8月，他担任中央苏区反帝拥苏总同盟青年部部长、兼任宣传部部长。9月入党，1934年初，担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1934年10月，胡耀邦跟随中央纵队开始长征。1935年，他编入红三军团第五师第十三团党总支书记，在强攻遵义门户的娄山关战役中负伤，弹片击中右臀部，被抬入天主教堂急救，但嵌入体内的碎片始终未有取出。年底，胡耀邦跟随中央红军抵达陕北。
1935年12月，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派遣红军东征山西。1936年1月，胡耀邦调到地方工作组，任石楼县工作队队长，向当地宣传红军政策，并为东征红军进行补给。然而盘踞山西的阎锡山对此十分恐惧，并请求蒋介石调陈诚、汤恩伯、关麟征的中央军进行阻击。中央在红军获取物资后，随即撤回东征部队返回陕北，历时75天的东征结束，胡耀邦也随部队撤回陕西。尽管如此，他负责的石楼县一地，短期就招募新兵一千余人，成绩最为显著。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3月，胡耀邦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担任第一大队党总支书记，后留下编入高级研究班。同年秋，留任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主办校刊《思想战线》。1938年24月，抗大举办第四期，胡耀邦兼任第四期一队政委，与队长苏振华搭档。1939年3月，中央调胡耀邦返回延安，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当时部长方强在华北工作，胡耀邦因此代行部长职位、不久直授，由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和副主任谭政领导，着手负责整个共产党部队领导干部的考察、任免和调动。1940年，胡耀邦兼任军委直属机关政治部主任，并配合柯棣华筹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1941年11月，胡耀邦同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毕业生李昭结婚。李昭出生于湖南宁乡，后随母到安徽宿县定居。抗日战争期间，投身新四军战地服务团、豫东游击队，1939年抵达延安。1942年，他们第一个儿子降生，取名飞飞（胡德平）。1945年，胡耀邦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抗日战争结束后，胡耀邦向中央请求到前方开辟工作，中央同意并委任他作为先遣支队的负责人，提早奔赴东北。而此时胡耀邦和李昭的第二个儿子降生，因考虑奔赴东北长远，只得割舍骨肉，由游击队员刘世昌抚养，合两家之姓氏取名“刘湖”。然而部队在跨入平泉时，国军13军已在美国海军协助下抢占平泉县城。1946年，中央决定胡耀邦改任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与司令员萧克、政委程子华合作。
然而数月的长途奔袭和紧张工作，胡耀邦忽然高烧腹泻，当时叶剑英担任党代表在北平参加军事调停处执行部工作，遂送胡耀邦在北平协和医院诊治，并判断为阿米巴肝炎。在叶剑英、罗瑞卿的照顾下，他很快康复，之后调往张家口继续治疗，在医师稗田宪太郎的诊断和护理下，他很快得到康复。同年7月，他改任晋察冀野战军第四纵队政委，与司令员陈正湘搭档，这也是胡耀邦首次以指挥员身份率部参加战斗。
当时晋察冀野战军刚结束晋北战役，共军顺利占领山阴、岱岳等地，部队逐渐围攻大同。但在大同指日可下之时，傅作义派遣三万部队从归绥迁往大同，并由集宁开进大同。由于聂荣臻判断失误，导致傅作义部国军轻易冲开了解放军在卓资山的阻击阵地。尽管胡耀邦、陈正湘率领第四纵队围堵集宁，与傅作义部国军101师发生阵地战，最终不敌放弃集宁；晋察冀部队只能随之撤围大同。随后第四纵队在抵御张家口西线时，再次被善于用兵的傅作义攻破，共军被迫放弃张家口。
在大同集宁战役、张家口战役连续受挫后，1946年10月，晋察冀中央局召开会议，调整部队战斗序列；胡耀邦和陈正湘仍然担任第四纵队政委和司令。1947年，随后晋察冀野战军接连在易涞战役、满城战役、保南战役中接连获胜，四纵占领石家庄外围的栾城县，之后配合二纵、三纵，将山西阳泉以西的国军压缩包围。正太战役成功割断太原与石家庄的国军联系，并促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根据地相连。战役结束后，晋察冀部队再次整编，胡耀邦调任第三纵队政委，与司令员郑维山、副司令文年生、政治部主任陆平搭档。
当时晋察冀野战军士气正盛，决定继续利用围城打援战术，以运动战方式，消耗北平、太原、石家庄等地的国军防御力量。因此三纵北上发动大清河北战役，而二纵、四纵则等候国军16军、94军西援时伏击。9月2日，胡耀邦、郑维山率部奔袭保定，但国军坚持据守各个阵地，解放军损失较多，却始终无法得到预期目的。然而此时形势有变，国军调华北部队前往东北围堵东北野战军，晋察冀军区决定再战保定以北一线，并对徐水发动攻击，国军李文亲自率军救援，双方又形成阵地战，四纵、三纵被迫撤出；当时野战军司令部要求三纵西进再攻涞水县，胡耀邦复电坚持等待时机，并最终得到同意。
战机很快降临。镇守石家庄的国军第3军军长罗历戎率军北上，意图与孙连仲部南北夹击，围困二纵、三纵。通过激烈战役，野战军成功在清风店围困罗历戎部，并最终俘获国军一万一千余人。战役中胡耀邦率领三纵第七旅成功在保定-安顺桥一线上，成功封堵试图南援的孙连仲部。清风店战役后，石家庄已然是一座孤城。10月25日，朱德总司令亲自抵达安国，指挥石家庄战役。郑维山、胡耀邦率三纵从西南，四纵从东北负责主攻。11月6日，解放军开始进攻石家庄，三纵在8日突破至外市沟，并使用坑道炸药进攻，因战役激烈，胡耀邦曾一度到前线突破口指挥。12日，战役结束，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完全联为一片，并首创解放军攻克大城市模范战例。
石家庄战役后，国共双方的重点再次定位到保定以北，胡、郑两人再次率领三纵于12月奔袭北上，攻打涞水。1948年1月，三纵在攻击涞水县城时，侦查得知国军35军主力驻扎庄疃，随后胡、郑当机立断，调令全纵队改变主攻方向，转为围攻庄疃。其他野战军部队迅速参与围堵，1月13日，国军32师全军覆没、35军军长鲁英麟举枪自尽，涞水战役结束。
1948年5月，中央领导机关抵达河北平山西柏坡。5月上旬，中央决定组建华北局，原晋察冀军区与晋冀鲁豫军区合并，改为华北军区；中央决定将华北军区主力组建三个兵团，直属中央军委。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改为第一兵团（后改十八兵团），由徐向前兼任司令员和政委、周士第任副司令员和副政委，陈漫远任参谋长，调升胡耀邦任第一兵团政治部主任，下辖八纵、十三纵和十五纵。同年9月，他参加西柏坡会议，随后到太原前线传达精神。
太原战役在结束外围东山争夺战后，中央一度考虑暂时围困太原，而运筹平津战役；11月，兵团组成对敌斗争委员会，由王世英、胡耀邦负责，旨在进行政治攻势、瓦解太原守军；胡耀邦制定了一系列政治攻势逐渐酵化、产生效果：他派遣赵承绶、杨诚劝降晋军第八总队司令赵瑞，陆续瓦解晋军一万余人投诚解放军。在策动国军新编30军军长黄樵松的行动中，胡耀邦曾自告奋勇、要求入城协助部队投诚，但被徐向前留住，最终改派黄樵松同乡晋夫迁往。此事却由黄部下戴炳南密报阎锡山，致使行动流产，黄、晋等人被国民政府枪决。事后，徐向前力劝中央改为主攻，胡耀邦则将在战前工作，担任太原前线政治部主任，准备进入太原城后的城市政策和部队纪律。1949年4月22日，解放军攻占太原，胡耀邦担任太原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着手治理太原城市治安，迅速组建山西和太原政府机构、恢复学校和工厂等。
同年5月，十八兵团、十九兵团改隶属第一野战军序列，由彭德怀指挥进攻西北。胡耀邦随部西进，并率先同解放军第61军抵达咸阳前线，与马家军马继援部交战并获胜。此后他随部参加扶郿战役、宝鸡战役。西北战事逐渐结束后，十八军团改归贺龙指挥，向西南挺进。当时中央决定1949年9月，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7月29日，胡耀邦同贺龙前往北平参加会议，并出席开国大典。
当时第二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已经通过渡江战役进入华东、华中，并对西南局势进行大迂回攻势，并顺利结束川黔战役。11月，胡耀邦随第一野战军冲向国军大巴山防线，以破竹之力连续攻城，将胡宗南兵团围困至成都附近。成都战役中，胡耀邦亲自安排国军第七兵团裴昌会投诚。12月，中央西南局成立川北工作委员会，由胡耀邦担任书记，至此他多年的戎马生涯也随之结束。
1949年12月29日，随着三台战役结束，川北地区由解放军管辖。然而经过战火沧桑，广大川北地区社会经济近于崩溃，百废待兴。胡耀邦率部进驻南充后，开始着手一系列紧迫问题（即《川北区施政方针》），包括土匪暴乱围攻营山、盐亭、中坝等县城和集镇；伏击抢劫军车、商车等事件。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1军兼川北军区，同年2月，胡耀邦任川北区党委书记，仍兼川北行政公署主任、川北军区政委、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开始治理川北匪情。他采取联系群众、组织农会和自卫队等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行动和指挥，并在同年8月底成功瓦解七万三千余的匪情势力；而随之建立的农会和自卫队则投入垦荒和生产。
在宣传中央政策稳定政局时，胡耀邦并大胆采用党外民主人士，在川北行署29名委员中，民主人士有15名，他还广交工商界人士。1950年，川北行政公署职工宿舍大楼遭到纵火破坏，胡耀邦特意在新闻审阅最后加注“领导上思想的麻痹疏忽，也是造成失火事件的原因之一”。胡耀邦的自我批判和坦荡，得到了民主人士的赞赏；事件也很快通过调查得到解决。此外他还创建、扩建川北大学（即现在四川师范大学）。这些措施使得川北地区很快恢复社会秩序，由于工作出色，胡耀邦很快受到中央的注意。
1952年7月，胡耀邦奉调入京，最初小道消息称他担任新成立的建筑工程部部长，然而他在抵京后，改任他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在最初收到工作分配时情绪很低落，一度产生抵触情绪。当时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仅创建三年，从治理和运行方面，胡耀邦都只能采取探索方式。这也锻炼了他与青年、基层干部以及民主人士沟通的能力。他在此期间得到青年一代的赞赏和推崇，提出的“宣传教育工作是团的工作的灵魂”一说，至今仍是共青团的工作准则。1954年，他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并在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参与讨论宪法草案。
在1954年至1956年期间，他组织、支持各种青年突击队参与到生产和垦荒中，其中包括黑龙江北大荒和江西湖畔荒滩。他对江西湖畔荒滩的开垦治理非常关注，并在1984年12月提名“共青城”[。而有丰富编辑经验的胡耀邦，创建了《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以提高青年教育和思想。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胡耀邦当选中央委员；1957年，第三届团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易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时年42岁的胡耀邦当选首任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胡耀邦的性格非常个性化，实事求是，敢讲真话。然而1958年的大跃进导致的恶果，使得共青团工作被严重破坏，他对大跃进政策产生了怀疑。1959年庐山会议上，胡耀邦没有随众批判彭德怀，除了一份简短发言外，始终缄默不语。
1962年，七千人会议后，中央倡导调查研究之风，胡耀邦请求下放，并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书记。在上任之前，他还代表中国阿尔巴尼亚友好代表团赴阿访问，10月18日回国。同年11月16日，他抵达湘潭，而原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的华国锋任第二书记。两人在湘潭相识，并合作共事一年多，彼此互相尊重、互有好感。在上任开始，两人即率领干部考察湘潭各县，鼓舞基层干部并引导发展，并在考察后，确定“鼓足干劲，集中力量，以粮为纲，全面安排”，着重就各县情况因地适宜，促进生产，达到或接近1957年水平。而当群众提出“单干”（即包产到户）问题时，基层干部感到压力很大，进退失据，胡耀邦则以顾及实际情况，默许包产到户的实施。
1963年，团中央同胡耀邦联系，决定次年召开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再次调回北京。1964年7月2日，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再次连任团中央第一书记，这也是他主持召开的最后一次团代会。保留团职的情况下，他接到新的任命，派他去主持陕西省工作。
1964年11月，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并兼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胡耀邦上任后，仍然沿袭此前习惯，与各基层干部沟通并实地调查，他很快发现，因为大跃进等问题，陕西的经济非常落后；1962年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使用，促使渭河下游两岸农田受淹没和浸没，加剧了粮食短缺问题，陕西粮食总产量在1963年居全国各省最低，此外几乎没有工业，文盲率约43%，克山病等地方疾病仍然普遍。而由于刘志丹案等影响，干部群众关系紧张，人人自危。
胡耀邦尽管忧心忡忡，但仍坚持首先将农业生产提升，作为第一要务；此外减少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导致的对基层干部的伤害。1964年底，他出中央工作会议和此后的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并借此机会向周恩来、李先念陈述陕西困难，并争取中央支持：减少陕西征粮量从17亿斤降低为14亿斤、并获得增拨3万吨化肥、筹建陕西化肥厂。当年中央形成一份《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以指挥各地的政治活动。
胡耀邦在返回陕西后，相对柔性地推广《二十三条》，使得春节时期的陕西民众倍感轻松。春节过后，胡耀邦动身考察陕南安康地区，在发现当地因为斗争处分的极端事件后，他自感《二十三条》应当落实到基层，并提出了解放干部的“四条政策”。
然而不过三天，胡耀邦被西北局批评，被迫做出检讨，并被迫连续多日受着批判。3月17日，极度虚弱的他因病住院，医生检查属于突发大脑蜘蛛网膜炎，住院期间他还是承认了所有批评，当时的陕西改革也陷入困境。叶剑英元帅在得知此事后，偕同张宗逊、张爱萍两位上将一起搭乘军用飞机前来西安，以参加军事会议名义，将胡耀邦带回了北京。
1965年6月，返回北京养病的胡耀邦，被邓总留在北京。不久文革开始，当时北京的大中学生纷纷响应，北京市委受到了冲击。中央命团中央负责北京市中学的工作组，至此团中央也卷入这场运动中。1966年8月5日，毛泽东严厉批评共青团中央，称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等在团中央工作的“三胡”：“不是糊糊涂涂犯错误，而是明明白白犯错误”。
随后，红卫兵跑到富强胡同，将胡耀邦、胡克实从家中揪到团中央批斗，从此团中央和直属单位的工作完全瘫痪。之后几乎每天，团中央的干部都被批斗、受刑，尚在病中的胡耀邦尤为痛苦。很快，运动波及到他的全家，时任北京市纺织局局长的妻子李昭；长子胡德平被隔离关押，三子胡德华和女儿满妹承担起家里重担。1967年，胡耀邦母亲刘明伦去世，悲痛之中的胡耀邦只能被红卫兵押解下去医院送遗体，而火葬之事只能让刘湖、胡德华两人处理。随后胡耀邦等干部被关押在团中央南院平房中，由于经常干重活，他患上严重的痤疮。之后他和共青团干部被送到河南信阳地区潢川县黄湖农场。二月逆流案平反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将胡耀邦调回北京检查身体养病。
1973年，邓小平复出工作，协助病重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1975年4月，在叶剑英、邓小平的支持下，中央决定派胡耀邦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随后他开展一系列活动，将中科院行政业务和党的工作分开，专门建立行政办公会议，分工专人抓业务。然而随着四人帮和邓小平的矛盾日益激化，胡耀邦在中科院的工作日趋复杂，批邓反右开始后，邓小平被迫再次下野，胡耀邦也因此离开中科院，再次过起了家居生活。
1976年，逮捕四人帮后，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到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的家中看望，并问计治国建议。胡耀邦总结：“现在我们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我看有三条：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这三条建议，即后来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和“改革开放”，后人也称赞胡耀邦之言为“隆中三策”。叶剑英听后非常赞赏，深以为是，竭力向华国锋等人推荐胡耀邦出来工作。
文革结束后，胡耀邦迅速获得重用，于1977年3月，出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历经磨难的胡耀邦意识到，如果不为文革中残存的干部解放出来恢复工作，文革后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和政治残局将无法挽救。因此上任后的胡耀邦以中央党校为平台，以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率先带头为平反干部的冤假错案作了舆论准备，但仍受到了一些抵触。不久，胡耀邦中央组织部部长，立即开始了全国的平反冤案和干部安置，主持全国的拨乱反正工作。
尽管阻力重重，但是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工作仍然取得了重大进展。之后，他指示中组部将调查继续推前，将之前的几起大案、要案平反。随后他继续调查1930年代至1940年代的案件，将当年被定为“托派”和被肃反的蒙冤人们平反，其中包括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李立三和张闻天等。胡耀邦领导的平反冤假错案活动，也是对历年错误的政治运动的重新平反。经过平反活动，胡耀邦在群众中的威信与日俱增，民间俗语有“受了苦，找中组部；有冤枉，找胡耀邦”。
1977年，是胡耀邦的分水岭，他在仅仅的三年中，即完成了从团中央领导人向党中央领导人的角色转变。1978年12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并出任恢复组建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同时还兼任中央秘书长、中央宣传部部长，晋身最高领导层。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出任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总书记（设有“党主席”），成为党内排名第六的领导人；1981年6月，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央委员会主席，成为中央主要负责人。在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上，做出党章修改，不再设党主席、副主席职务，以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为领导集体的最高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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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1989年因心肌梗塞逝世，中央发布的讣告称：胡耀邦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
恰如其分的评价，涵盖了胡耀邦的一生。
【五位作者曾长期在胡耀邦同志身边工作，平反冤假错案史料丰富，值得一看】
注释
1988年11月，邓力群在长沙要求见胡耀邦，虽然在此前一年党内生活会上，他曾系统地批判胡，但胡还是欢迎了他，并同他谈了两个多钟头。事后邓力群感慨说：“我没有想到他并不介意以前的摩擦。”并说他们的谈话“感情是真诚的，气氛是融洽的”，使他有“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感觉。
2015年11月20日，习总书记在纪念胡耀邦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讲话，赞誉胡耀邦“夙夜在公、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坚守信仰、献身理想”、“实事求是、勇于开拓”、“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和开创建立了不朽功勋”。